防止問題食品借網絡流向社會

去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互聯網+”概念，如今隨著互聯網與人們生活深入融合，這個加法正在被不斷細化。

河南食品網訊：

?　　河南食品網訊 去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互聯網+”概念，如今隨著互聯網與人們生活深入融合，這個加法正在被不斷細化。

　　在剛剛閉幕的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上，“互聯網+”仍然是熱門話題。委員們都談了什么?對我們有哪些啟迪?本期將為您盤點。

　　“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健康是群眾的基本需求，醫療衛生服務直接關系人民身體健康。近年來，我國不斷加大醫療領域投入，不斷提高醫療衛生水平，但“看病難，看病貴”、醫療資源分配不均衡仍成為制約醫療行業發展的主因。

　　以“互聯網+”為標志的智慧醫療正在迅速而深刻影響著醫療衛生服務，作為互聯網在醫療領域的新應用，互聯網醫療被業界認為發展潛力巨大。在今年全國政協會議上，有委員建議盡快制定互聯網醫療規范標準以及具體監管措施等，以促進互聯網醫療的健康發展。

　　資源共享

　　創新醫患間交流新渠道

　　隨著我國醫療行業與互聯網融合發展力度加大，醫藥電子商務、遠程醫療服務、移動醫療服務、醫療信息化平臺應運而生，云醫院也在多地建成，發展互聯網醫療時機日趨成熟。

　　“作為一名醫務工作者，我深刻體會到互聯網在優化醫療流程等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與傳統模式形成了相輔相成、協同創新的良好局面。”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武警總醫院院長鄭靜晨說。

　　不少人去醫院看病都有體會，尤其是大醫院看病常出現“三慢一快”的特點，即掛號慢、等待慢、取藥慢，看病快。

　　“而利用互聯網可以實現預約掛號，精確分診，醫保覆蓋，一卡結算，結果推送，實時知情，預防康復，全程引導，節省了時間，方便了病人。”鄭靜晨認為，互聯網醫療發展移動醫療、數據挖掘、輔助決策等新技術，整合醫生碎片化的時間，營造遠程診療、知識支持、智能便捷的職業環境，也提高醫生的看診效率。

　　鄭靜晨認為，構建網絡上的醫院集團和互動社區，還能方便醫患交流，實現問診交流、就醫查詢、信息披露等功能，形成更和諧的醫療生態。

　　“通過機制改革、構建平臺把大醫院和基層醫療機構有效連接起來，病歷資源共享、檢查結果互認、診斷圖像互聯、診療過程互助，可提高整體醫療資源的利用質量。”鄭靜晨指出，不僅如此，互聯網醫療還有利于降低運營成本，如2014年全美四分之一的門診量是通過遠程醫療完成，平均每人次可以節約300美元的醫療費用。“因此，我們也應嘗試把原有醫療流程中標準化、可分離的作業，與醫療主體業務分割，例如第三方虛擬影像中心，實現基層機構拍片、遠程專家診斷;再如第三方藥品配送平臺，實現醫藥分家、醫院處方上線、區域藥品配送。這些新舉措都將減少醫院成本，減輕百姓負擔。”

　　保護隱私

　　制定相關技術規范標準

　　適時地發展互聯網醫療有利于解決醫療資源缺乏和區域性、結構性的資源分配不均衡、資源閑置等問題，盡管互聯網醫療發展潛力巨大，但在發展過程中，仍需要相關規范、標準及時出臺，以加強監管安全。

　　全國政協委員、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彭釗指出，非現場醫療是通過互聯網技術實現的，必將產生大量的數據，這些數據對病人來說是個人信息，是疾病隱私，對提供信息技術的硬件和軟件廠商來說，卻是精準營銷和數據挖掘的寶庫。“在互聯網醫療中，由于互聯網技術和移動通訊等傳輸工具的介入，診療記錄和病歷資料則很容易、很可能被醫患之外的其他第三方獲得，診療記錄和病歷資料等醫療信息，直接關系到患者的隱私權，必須注意提升其安全性保護。”

　　同時，彭釗坦言，互聯網醫療畢竟是非現場醫療服務，而醫療又關乎生命健康，有了合格的軟硬件設備，還需健全的規章制度并落實監管，制定出醫療機構、醫務人員從事互聯網醫療行為與信息技術企業的關系的基本規則，哪怕是信息技術服務機構作為隱藏在醫院身后的服務供應商，醫患雙方的舉證責任分配等設計也必須充分考慮非現場醫療的技術等特殊因素。

　　彭釗建議，我國相關部門應盡快出臺相關政策，積極促進和有序引導相關技術標準的研究和制定工作。設定醫療機構進行互聯網醫療必須具備的最低軟硬件條件、確立確保安全的規章制度、厘清責任的醫療機構、醫務人員與其他互聯網企業合作的業務規則。

　　梳理規范

　　厘清法律關系責任問題

　　互聯網醫療中的法律主體主要包括:醫療機構(醫師)、藥品生產與經營者、居間人(如互聯網企業等)、患者等。

　　醫患關系的本質是醫療服務合同法律關系。“互聯網醫療雖突破了傳統醫療服務合同的時空限制，使醫療服務不再局限于醫療機構這一單一合同主體，但卻并未改變醫療服務合同關系這一本質。”彭釗說。

　　彭釗指出，醫生通過互聯網為患者提供遠程服務，無論是咨詢還是診療，都仍然符合醫療服務合同的法律特征，都仍然要受合同法等法律的約束。

　　此外，彭釗認為，互聯網所傳輸的醫療信息的完整性和準確性，即其數據服務的質量，不但關系到整個互聯網醫療服務的質量，還直接關系到患者的生死安危。

　　“同樣，分析互聯網醫療中的法律責任，也需要以‘人’為核心，方能理順不同的法律關系，厘清不同主體的不同法律責任。”彭釗指出。

　　彭釗建議，衛生行政部門按照醫療服務流程圖的思路，盡快梳理制定互聯網醫療的基本規范，這樣，才能有利于規范互聯網醫療發展。

　　互聯網+農業

　　抓緊建立農業大數據信息平臺

　　2015年8月，國務院印發《關于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確定了大數據發展的國家頂層設計，大數據與農林牧漁等傳統行業的結合已是行業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

　　“‘智慧農業’已成為未來農業發展的關鍵詞。”全國政協委員、通威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元建議，加快我國智慧農業發展建立農業大數據平臺。

　　信息不對稱制約農業發展

　　劉漢元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的分散經營和生產模式，使得市場競爭參與者對信息的依賴比任何時候都更為迫切。大數據時代的來臨，不僅可以通過建立綜合的數據平臺調控農業生產，還可以記錄分析農業種養過程、流通過程中的動態變化，并通過分析數據，制定一系列調控和管理措施，促進農業高效有序發展。

　　2012年，在國際經濟持續不振、需求不斷減少、飼料原料價格大幅上漲的情況下，我國的羅非魚產量卻大幅增長，廣大養殖戶遭受巨大損失。

　　劉漢元指出，信息不對稱問題導致農業生產者無法獲知需求的變化而盲目生產，并成為制約農業發展的主因之一。事實上，導致信息不對稱的主要原因除了生產者對信息缺乏分析使用能力外，更重要的是缺少權威性、預測性和信用約束功能的行業大數據信息平臺和統一的市場供需信息平臺。因此，作為全球農業大國，我國有必要盡快建立農業大數據信息平臺以解決農業生產、消費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目前，大數據在農業中應用最普遍的領域之一就是精準農業或智慧農業。通過對氣候、土壤、水、空氣質量、作物成長、魚禽畜的生長，甚至是設備和勞動力的成本及可用性方面的實時數據收集，預測分析之后用來作出更科學、更精準的決策。”劉漢元說。

　　建立平臺實現服務面對面

　　農業大數據平臺包括種植業、養殖業等子平臺，同時根據農業的產業鏈條劃分，目前農業大數據主要集中在農業環境與資源、農業生產、農業市場和農業管理等領域。

　　劉漢元說，利用最新的計算機數據挖掘技術、互聯網、多媒體和云計算服務模式，以農業智能綜合信息服務平臺“云平臺”+“智能終端”為主要載體，各方有機結合，貫通省市縣(區)鄉(鎮)村戶的信息服務渠道，實現“三務”進村，服務“三農”。

　　“此平臺是一個高度‘智能挖掘’與高度‘傻瓜應用’相集成的農業智能綜合信息平臺，實現了農業信息服務從產前、產中、產后的一站式信息服務與全程指導。”劉漢元說，這就有效解決了農業信息服務“最初一公里”信息資源整合難題和“最后一公里”信息進村入戶難題，有效實現了農業信息服務的面對面。

　　劉漢元進一步解釋說，通俗地講，就是讓農戶知道春天種什么，秋天賣什么，顧客隨時隨地都可以買到最實惠的農資產品。

　　完善數據采集共享等機制

　　“建立全國范圍內的農業大數據統一平臺，助力產業鏈各環節的科學決策，實現可持續的產業發展和區域產業結構優化，進一步推動智慧農業的建設進程。”劉漢元建議，由國家和各地農業主管部門牽頭，聯合科研機構、各領域大型農業企業和農戶，完善農業大數據采集、共享、分析、使用機制。

　　劉漢元指出，農業大數據平臺的建設涉及多個細分領域，因此，要建立我國農業大數據平臺數據采集、共享、分析和使用機制，要做好數據資源整合，統一農業大數據標準，率先開放農業部門的自有數據，引導和協調農業相關部門開放數據，積極引入各方面社會力量參與到農業大數據平臺的建設工作中，開發農業大數據產品，服務農業生產。

　　“同時，要向農業供應網絡中的所有利益相關者提供一個獨立的、以大數據為手段的、值得信賴并且安全的平臺，讓他們在認同精準農業理念的前提下，能夠互惠互利地匯總、分享和交換數據。”劉漢元說。

　　互聯網+食品安全

　　“近年來，伴隨食品安全監管體制重組及新的食品安全法頒布，我國食品安全現狀已有改善。但在當前‘互聯網+’時代背景下，食品安全面臨更多新的挑戰，食品安全問題的發生及信息的傳播變得更加復雜。食品的安全性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民眾對食品的安心感和信任度仍然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全國政協委員、致公黨上海市副主委、上海市僑務辦公室原副主任蔡建國指出。

　　據最新公布的《中國食品安全發展報告(2015)》顯示，2005年到2014年的10年間，全國食品安全事件達22萬余起，平均每天約發生60余起，且2005年以來年均事件發生量逐年上升，在2011年達到歷史峰值，2012年起開始下降，但2014年又開始出現反彈。近年，涉及網絡食品安全性的事件也有增無減。

　　據統計，2014年我國的網購食品用戶規模已經接近5000萬人，且上升趨勢明顯，保障網絡食品的安全性是當務之急。

　　新的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二條明確規定:網絡食品交易第三方平臺應對入網食品經營者進行實名登記，明確其食品安全管理責任;依法應當取得許可證的，還應當審查其許可證。

　　蔡建國說，第三方平臺加強準入審核，只是對生產經營資格作出認定，卻不能保證其所提供食品的質量及安全性，實際流通過程中的食品安全性就更難掌握。“換句話說，有資格進行生產經營食品的網絡市場主體并不一定守法經營，這仍然未能走出市場準入式監管面臨的普遍困境。特別是對于近期被集中曝光的網上訂餐行業的監管，基本處于空白狀況。”

　　“與此同時，網絡食品安全信息泛濫，食品安全風險交流機制亟須健全。”蔡建國說，網絡的普及特別是微信、微博、QQ等自媒體的發展，食品安全信息得以大量傳播和快速蔓延。據報道，騰訊每天在微信平臺要屏蔽約達200萬到400萬條食品安全謠言。即便如此，民眾每天仍然會接觸到大量的謠言和誤傳，導致對食品安全狀況不安甚至恐慌。

　　蔡建國指出，目前網絡上的食品安全信息，絕大部分是揭露食品安全事件的發生及其危害，僅注重揭發和引導民眾關注食品安全事件本身，而忽視引導對食品供應鏈乃至整個食品消費文化的系統性思考和反思。換言之，食品安全問題的發生牽涉到生產、加工、銷售、消費、監管等各個方面，更與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飲食消費習慣密不可分。例如，土壤污染、農藥殘留超標等生態環境問題下，保證農產品的安全性絕非僅僅是食品安全領域內的問題;大量使用農藥的反季節果蔬生產，熱賣的激素“速成”雞翅，隨處可見的冒著黑煙的燒烤攤位等，除了指責生產者道德缺失和監管不力以外，是否還應該反思消費者自身不盡合理的飲食習慣?

　　“扭轉食品安全的系統性危機，需要整個社會的系統應對，而非簡單地對政府監管或企業逐利的道德批判，這正需要網絡平臺發揮良性引導和教育功能。”蔡建國指出。

　　蔡建國建議，首先應加強社會輿論引導，形成食品安全全民參與、社會共治的意識。動員全社會廣泛參與，形成強大的社會合力，由單純依靠政府監管向多方主體參與、多種要素發揮作用的公共治理層面轉變。當前，食品犯罪手法不斷翻新、行為更為隱蔽，單靠監管部門很難及時發現和打擊，可繼續發揚有獎舉報等手段，引導群眾積極參與食品安全監督，為社會共治凝聚力量。

　　其次，細化和落實網絡食品監管。圍繞監管部門在網絡食品交易監管領域的權限，監管部門對網絡食品交易糾紛、投訴機制及相應責任等，都需作出更加明確、細化和可操作的規定。關于網絡電商的法律責任，除加強準入審核以外，還應健全日常網絡貿易中的監管機制，防止任何問題食品通過網絡流向社會，并切實保障好消費者在網絡食品消費全過程中的知情權和監督權。

　　再次，創新思維，發揮互聯網的有利因素，推進食品安全風險交流常態化，化解民眾對食品安全的信任危機。目前，發達國家已經普遍建立了比較完善的食品安全風險交流機制。“但是，風險交流在實踐中是我們的薄弱環節。”

　　最后，對食品安全的治理不能“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必須要有系統性思維。食品安全問題不僅反映出某種食品存在安全性問題，往往背后隱藏其他多種復雜因素，如果僅僅停留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階段，很難將食品安全問題的根源消除，從而導致相類似的食品安全問題“改頭換面”，接二連三，此起彼伏。

　　蔡建國說，食品安全治理的系統性思維就是要將食品的安全性問題，置于行業發展規律、產品供需狀況、經濟社會問題、民眾的消費習慣和食品安全知識等多種因素中進行綜合分析，不僅要追究監管制度和相關主體的法律責任，還要從根本上鏟除引發食品安全問題的根源，保證食品安全的長治、久治。